最近，国企改革再成社会热点。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中国也曾经历过一轮国企改革。这场波及面甚广的改革，能否为眼前的改革提供借鉴？近日，本刊采访了这场改革的亲历者、沈阳机床董事长关锡友。
“我们企业不是个企业，是个工厂”
记者：最近，国企改革的呼声再起。包括沈阳机床在内的一些老国有企业，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经历过一轮这样的改革。当时是怎么走过来的？
关锡友（以下简称“关”）：我们企业比较特殊，它是从传统国有企业发展过来的，是国企振兴的一个典型。
记者：和东北振兴有关系吧？
关：对。我们真正开始发展，就是国家的东北振兴和装备制造业振兴带来的。
记者：这是哪一年？
关：2000年以后了。
记者：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
关：这就很多了。应该是三个层面。一个是市场。这个时候开始工业化起步阶段，或者是发展速度很高的一个阶段，提供了很广阔的一个市场，第二是政策。第三是自己内部的资源。
记者：政策的变化就是对装备制造业的扶持是吧？
关：对。国家立了很多专业项目攻关的投入。中央政策定了以后，省市还有配套政策，你像我们新厂05年规划，07年建成，完全得益于政府的政策。否则靠企业自己，建不成那么大规模。
记者：起码是批地。
关：不是。我们原来都在城里，土地按商品置换的价格给我们。然后我们拿这个钱建新厂。如果按原来政策，要扣地方政府留成等，他一扣完没了。现在他就不扣了。
记者：这里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国家这个政策支持能那么立竿见影吗？
关：说起来话很长。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其实起决定作用的是要靠我们自己走上振兴的道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当时的“东北现象”，所谓“东北现象”，就是国有企业，说国有企业不好。实际上并不是产业不好，我一直说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理念，我天天吃大米，这一生不能变，你能说大米这产业就不好吗？当时就如何振兴国有企业，出现了很多现象。一个是卖，一个是合资。我们从1993年开始一直到1999年，陷入了整整7年的困境。
记者：为什么会陷入困境？
关：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的要求。我大学毕业就在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大家所说的国有企业的问题都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过去我们企业不是个企业，是个工厂。它在市场经济下功能不全。就像你两条腿跑，我一条腿跑，我能比过你你吗？我们不是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我举个例子，我们当时营销机构没有，销售机构没有，这哪是企业？我们只是生产。计划经济下，国家是调拨。原材料、钢铁给你一年多少吨，你要生产多少机床，国家工业部就调走了。
不是国有企业所有制不好，是你的功能不对，欠缺市场经济的功能。我记得很清楚，我1997年在中捷友谊厂当厂长，当时33岁，是全辽宁最年轻的万人企业厂长。我上去一看，这不是企业架构。所以我率先成立的是营销部。当时大家还不知道什么叫营销。不知道MARKETING和SALES的区别。
但是这时候国门已经打开，老外带来了竞争，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作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一个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的时候，我们的功能不健全，你要补齐这功能。
“招人的时候，人家问我多少钱，我说178元。人家说不来”
记者：怎么补？
关：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你要补齐这功能，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没有人。你做MARKETING没有人。研发也不懂，就是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我们过去就把产品设计当成R&D，这完全是错误的。它应该是两层，一个是技术的储备，一个是产品开发，大部分人把产品设计当成R&D。研发是基于市场对未来的认知，对技术进行储备。而产品设计是要什么东西，就设计个什么。
当时，招人没人来。这个时候的人都去了哪儿呢？政府，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包括私营企业。为什么人不来呢？我们企业的内部机制是按照计划配置，最典型的是薪酬与用人。我们用的是计划经济的制度，就是老八级工资制度。
招人的时候，人家问我多少钱，我说178元。人家说不来。
记者：比市场上能差多少？
关：那个时候大学4年下来，得花父母4万块钱。一个大学生跟我说，我20年不吃不喝，也赚不回这个钱。我上大学时候，不用花钱，国家还有补助。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事，环境不同了。得改。我记得我入厂的时候，一个月50块钱，那时都这样，来一个国有大的企业，还很自豪。
我记得是1999年开始改，第一年入学大学生调到1000元。从178元调到1000元。
可是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新来的1000元，工作了10年的还800呢。新老制度出现冲突。我就说，干脆重改，建立一套新的制度，以市场为标准的。我让人做市场调研，看沈阳的会计师、工程师平均工资是多少，乘上我们企业的诉求，比如在这个基础上乘以1.2，重新设计企业内部制度。无论是新人老人，全部按新的制度来。这样就好了。
记者：你支出涨了很大一部分，但是钱从哪来？
关：为啥我说我们得益于东北振兴？如果没有东北振兴，我敢确定，沈阳机床就没了。为什么呢？机床产业非常特殊。凡是一个国家发展工业的时候，两类东西最重要，一个原材料，一个机床。这是工业的基础。这两样东西构成了整个装备制造业的底层基础。东北振兴时，提出装备制造业振兴，就是指我们。更加明确地提出来发展当代数控机床。后来国家出台了三个五年振兴机床的计划。
当时已经认识到机床产业的重要性。当代数控机床的发展，改变了现代工业。数控机床被叫做现代工业之父。没有数控机床的出现，就没有现代工业。你们天天用的车、飞机、手机，全是机床做的。奥迪车在1980年之前，换型要20年时间，后来变成8年，5年，3年，现在两年。最近德国车推出1年换型。这是由于数控机床的发展。
记者：我插一句，你刚才说到组织结构的变化，把MARKETING这一块拿进来，把R&D这一块拿进来。上级主管部门能同意吗？
关：那个时候它不管了。那时候你都要死了。
我当时看了很多报纸，认为各种说法都不对。像机制体制落后啊等等。我说，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这么辉煌呢？你要知道我们这三个厂（沈阳机床厂是由沈阳第一机床厂、第三机床厂、中捷友谊厂合并而成）是我们一五期间建设的龙头厂，邹家华、叶选平在这当过厂长，我们繁衍出中国26家机床企业。为什么那个年代那么辉煌，而同样是这伙人，同样是在中国，就不行了呢？关键是那时是国家调拨，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的功能缺乏。
不是所有制问题。我一直在这工作，我一直在挑战这个。谁说国有企业搞不好，我到现在也不承认。我们对面的远大公司还建立党委呢。中国民营企业现在普遍有党委。你这不很奇怪吗？
记者：关键不在这个？
关：不是在这个。当时的认知不对。就出现了卖国企，一卖了之。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凡是卖的，都没了。另外，合资的，哪个好了？最可气的是汽车。我们这三大汽车集团，一汽、上汽、二汽，哪有自己的品牌？这样做，中国就真成了一个制造大国。不可能诞生自己的品牌。像上海大众，车型全是人家的。我在你中国生产，占领你中国市场，赚的钱俺俩分。但是生产每一台车，还要给德国大众知识产权费。
“民企老板我一个也没看上”
记者：你们当时有没有考虑卖掉企业？
关：政府说想卖，我很不情愿。我宁可给共产党打工，我不会给私人打工。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关：中国民营企业所有的老板我全见过。我都谈过。一个都没看上。我发现它有一个问题，这些人追求的是赚钱，无一例外。
记者：一个企业，不追求赚钱追求什么呢？
关：应该在追求赚钱外，还要追求技术、产业、品牌。我们这么赚钱下来，我们根本就没品牌。你现在上街上看，老外已经把这个分割完了。
记者：你当时就想到这一步了？
关：对呀。有钱的目的是啥，你最多是土老冒开花，有钱有啥用。有的女孩背着LV，她兜里钱可能还没那钱包值钱呢。
品牌背后代表一个民族的追求。由于你的追求变了，你的投入机制就变了。在沈阳开民营企业座谈会的时候，他们说国有企业怎么怎么不好，腐败啊什么的。我对一个老板说，我问你个问题，如果这个企业发生了致命性的伤害，你和职业经理人的责任如何分担？他说，第一责任是我。我说，我的老板是政府，我是职业经理人。我从来没在企业遇到危及的时候听到我的老板给我检讨。这个制度安排是不对的。你这边说资源按市场经济配置，那边又是计划经济的制度。所以我认为，从现在到未来，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不重新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会好。
记者：就是政府不承担责任是吧？
关：对啊。他告诉人家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该干哪一个，你没告诉我。但是他出台很多文件制度，这很糟。
记者：现在还受那么多制约吗？
关：层层下文件。这是错误的，这就诞生不了创新的活动。乔布斯死了，大家讨论中国有没有可能有，我说不可能。
记者：特别是国有企业不可能。
关：民营企业也不可能。我们的教育等等都不行。乔布斯演讲就说，我的人生得意之事，就是我上了大学又退学了。
比如制度研发。我们的制度是不是给我们一种长期坚持的机制？本来明天就突破，今天不让你干了，这是很典型的政府行为干预企业。
记者：上世纪90年代，上面决定要卖，只不过没找到合适的买家？
关：我就不好意思说。上级给我的任务就是三个月卖掉。卖不掉就把我给卖了。对于国企遇到的困境，大家认知就不对。
记者：你当时没给领导讲明，通过你的方式可以改变现状吗？
关：根本不接受。那天建党90周年唱歌，唱《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开玩笑说，我把她当母亲，她不拿我当儿子啊。
当我们走向国际舞台的时候，人家不会问你是国有还是民营的，是中国的，你代表的是整个民族。他认为搞不好就卖了就行了。我说如果就这么简单，中国的改革就太容易了。我知道是因为什么不好。绝对不是我们人不好。就我们这支队伍，打硬仗的能力可以比任何所有制的企业。这是一种力量。
我在做改革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时不是开不了工资嘛，我下车间溜达，大家都在打扑克，我就问他们，我说没活怎么还来呢，他们说，我们都习惯了，不来上班，不知道干啥。我的思考是：不开工资都来上班，开了呢，开得好呢？这不是另外一种力量嘛。
记者：最终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就没有卖成？
关：找到了很多。后来没卖成是还是因为东北振兴。在东北振兴时，我们被国家列入了20家被国务院审批的企业。这是02年。在东北振兴当中，很多重点企业都被列为国宝企业。但地方政府认为整不好，整不好就卖吧。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来过。特别是贾庆林，就是我们机床行业出身。他说好几船衬衣都换不来一台机床，你们要靠自我振兴。
我们振兴的因素，一个是东北振兴，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工业的增长。到去年，中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机床消费国。这是一个产业规律。机床产业上世纪40年代起源于英国，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在美国，后来转移到德国和日本，还有亚洲的韩国和中国台湾。2000年之后，进入中国。
它发展的路径一般有一个规律，在20年的工业发展历程当中，在一个区域内一定会催生一个强大的机床制造中心。德国在斯图加特，占了全德国的51%。日本在名古屋，占了全日本的55%。这两个国家的发展都与汽车工业有关。沈阳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三个机床制造中心。产业规模大概在1000亿左右。现在有300亿。
我们产业发展路径，从80年代到现在，经过了3个大的阶段：一是模仿，二是引进，从2000年开始自主开发。
沈阳的领导跟我说，机床这个东西我搞不懂，但我会给你两样东西，一是充分授权。投资权、用人权不需要政府审批，我只要把你看住。第二，给你钱。省市十二五期间各给1个亿，用于专项技术开发，但有一个要求，要代表中国冲击世界一流水平。不仅经济规模实现世界第一，在未来5年，技术要跨越，要超德美。
我们的技术资源配置是全球配置。总部在沈阳，核心技术研发团队在上海，产品的外形设计在北京，新产品的定义与设计在德国柏林。为什么在柏林？因为他们的工程师会定义未来的产品。就像宝马会定义5年后的汽车。它是基于对市场的认知和技术的储备。
最近有两个普林斯顿毕业的博士后，在因特尔做研发的经理回来。我说你们年薪几十万美元，为什么非要回来。他说不行，在国外再怎么做我没有尊严。
你们可能也知道，郭台铭重金挖我，我不去，1个亿放在那儿，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追求不同。就是要做民族品牌。所以那些个体户我一个都没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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