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上,部分学者认为,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几年来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进步,但是问题和代价也很大,地方政府违反客观规律来发展电动车、圈地运动、对技术路线争论不休,延误了发展机遇。
“与整体的产销数字相比,目前电动车的产销数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叶盛基表示。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字显示,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汽车整车企业生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8626辆,其中,纯电动汽车1655辆,混合动力汽车1300辆,代用燃料汽车5671辆,销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10202辆,其中,纯电动1830辆,混合动力1499辆,代用燃料汽车6873辆。
针对电动车《规划》制订的内容,杨裕生也有话要说。“虽然经过多次修改推迟公布,调和业内关于发展路线和充电、换电模式的矛盾,即纯电动和混合动力哪个优先、电池在车上充电与快速更换电池哪个为主两个焦点矛盾,但是《规划》并没有反应两年以来我国电动车的实践。”
建立电池组安全评价体系
今年以来,比亚迪电动车燃烧又一次让业内对电动车的安全性产生怀疑,电动车安全性特别是电池安全性成为本届研讨会的重点。
与会专家认为,业内普遍存在一些不利于普及纯电动汽车安全性的错误观点“纯电动汽车要高档、快速”,“普及型车的技术水平低”、“垃圾技术”、“低速不安全”、“低速会造成堵车”。
目前,电动车制造企业用传统燃油车理念支配纯电动车设计,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人们希望复制传统汽车空间大、加速度大、速度大、航程大。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纯电动车档次高、配置高、易燃物多、车身更重、车身重量大、电池用量多、危险性增大、速度增加一倍,风阻增大8倍,能耗高速度高,电池发热量大,安全性下降。
按照此前发布的《新能源发展规划》纲要,下一步行业主要任务是:重点突破动力电池技术瓶颈,包括开发电池自激活电压控制和热控制等新技术,提高电池安全性。但是何谓电池安全性,并没有客观的、定量的衡量尺度,更没有按定量衡量尺度提出指标要求。
“我们应该建立新的概念,把电池安全性与事故概率挂钩,应该用数值表示。”杨裕生表示,建议参考核反应堆的安全性系数,建立电池组安全性系数评价体系,而这样的概念能不能建立,如何建立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按照杨的说法,事故概率的影响因素包括电池单体品质和一致性;电池单体的容量、数量;电池成组技术及控制管理;电动车的设计理念;电池组充放电制度和用法;意外事故危害性和控制力,而这些问题必须系统解决。
不仅如此,电动车的发展要切合中国实际,电动轿车做小、做微,尽量减少锂离子电池用量,改进交通管理法规,允许低速车在城镇行驶。
普及混合动力不是上策?
在研讨会上,部分专家表示,由于各种电池电动车起火,让政府对电动车的安全性产生质疑,按照此前出台的新能源规划纲要中,纯电动降温不少,而混合动力地位大幅度提升。
按照《规划》纲要的内容,2015年新能源汽车初步实现产业化,即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的保有量为50万辆,而中/重度混合动力实现产业化,保有量达到100万辆;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实现产业化,保有量达到500万,而混合动力大规模普及,保有量占乘用车年产销的50%。
但是,有专家认为插电式混合动力比不上增程式电动车,因为插电式混合动力50公里以内不用油,但远距离全部用内燃机,大马拉小车,油耗同样很高,而且内燃机和电动机两套驱动系统,比增程式电动车复杂、成本高,而且插电式混合动力对于电池的要求一点不低于纯电动车。
另外,重度混合动力车很难适合中国企业,我国的技术基础薄弱,有人想靠日本的技术作为出路。“但是在混合动力方面,重演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并不现实,以普瑞斯为例,两组动力组合复杂,加工要求高,专利很难绕过。”杨裕生表示,在我国推广普及混合动力车并非上策。
相反,中国更适合发展实用小型的电动车,而且这方面具有优势。首先,立即可节省汽油、减轻污染。其次,每夜的11亿多度低谷电,可供数千万辆小型电动车充电,还可以省掉建设调峰电站的大笔投资。
小型电动车因为电池少、价廉,易推销,技术积累好,去年我国年产已经达到6万多辆,并已经出口。
还有,小型电动车可以用220伏的民用电,可作为晚间用电的“家用电器”,乡镇甚至无需专门设置充电桩。
杨表示,《规划》要充分体现近两年我国电动汽车的实践积累,应该将《规划》纲要中提及的“重点推动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的汽车产业化,推广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改变为“当前重点推进微小实用型纯电动汽车产业化,推广增程式大中型汽车,适度发展插电式及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普及节能内燃机汽车。”
“国家应大力推进增程式和微型纯电动汽车产业化发展,制定相应的政策;电动车的设计、运行,要以安全和延长电池寿命为第一要务,不搞脱离电池实际的高水平。”杨裕生呼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