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已进入第5个年头，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与转型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3%，明年恢复到3.8%，这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持平。如何看待和分析当前世界经济转型中的风险与机遇?记者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

　　记者：今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您如何看待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未来走向?

　　陈凤英：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倒闭，由此引发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如今，第5年已经开始，但危机的阴霾还是挥之不去。由此也让我们看到，西方危机可能走向长期化。无论是华尔街金融风暴，还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乱象，都表明西方的危机已经延伸至社会和政治领域，并且深陷“三高一低”陷阱难以自拔，即高失业、高财政赤字、高债务、低增长，社会矛盾激化，两极分化加剧，引发了民众不满，抗议浪潮时起。综合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制度性危机，而这种危机需要从根基上解决问题，短时期内不可能完成。

　　再看美、欧、日三大主要经济体的表现。美国实体经济基本健康，房地产市场开始企稳，金融改革取得进展，尤其是“再工业化”可能掀起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重振端倪初露。但是，近中期美国内消费依然受失业率高企的影响，增长很慢，货币政策虽持续宽松，但效果并不明显，又面临“财政悬崖”威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将分别增长2.2%和2.1%。再看欧洲，欧债危机正由爆发、蔓延、徘徊阶段进入整合重组，随着一系列制度性改革措施的出台，“欧元崩溃”危机基本排除，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要看到的是，结构调整与制度重建是一个漫长过程，加之社会矛盾与政治博弈，若要彻底治本，不是一日之功。尤其是当前欧洲经济形势险峻，今年衰退不可避免，高福利、高失业、高债务，加之社会矛盾激化，经济恐将持续低迷。日本经济经历去年的大地震后，政府加大投入，呈现恢复性增长的苗头，但是受欧美经济放缓以及与邻国外交争端的影响，需求疲软，出口下降，给日本制造业造成创伤，加剧了经济衰退的危机。加之人口严重老龄化，政府政策多变且手段失灵，日本经济景气低迷已成趋势。

　　与发达经济体的疲弱增长态势相对比，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尚不错，增长依然强劲，只是在西方危机阴影下，外部经贸环境明显恶化，内部结构问题显现，加之美欧舆论疯狂唱空，面临“被危机化”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虽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但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将坚挺。也许速度有所减缓，但并无硬着陆的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今明两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分别增长5.3%和5.6%，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1.3%和1.5%。

　　值得关注的是，非洲经济非常亮丽。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增强。危机前的2004年至2007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达到6.7%，危机后依然保持较好发展态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明两年非洲地区经济将分别增长5%和5.7%，2014年至2017年将提高到5.5%，成为继亚洲外的第二高增长地区。这是历史罕见的好现象，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强经贸合作密不可分。拉美与独联体经济也不错，主要得益于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看，世界经济将在西方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引发的高度不确定环境下持续发展，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将成为主要特点。今天的全球经济已经离不开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还要依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牵引。

　　记者：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环境分析，您认为重要战略机遇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陈凤英：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大趋势。从国际环境分析，重要战略机遇主要来自以下方面：

　　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触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必将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前，以美国页岩气、致密油等开发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突飞猛进，同时以智能机器人、3D打印为代表的制造业革命也在兴起，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革命性突破。随着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涌现，像过去那样因为资源、能源争夺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或许会大幅下降。科技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战争手段，将塑造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

　　第二，全球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都在发生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变化。为应对危机，一些新的机构如二十国集团、“10+3”等协调机制也在不断出现。全球治理的变革将彻底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表现在东西方合作不断加强，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将得到提升，声音也将得到重视。这样一种以和平方式实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也是战略机遇期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由危机和衰退引发全球经济发展转型，推动各国进入重大改革时期。转型之后谁能占据优势，就要看谁能抓住机遇，抢得先机。转型势必涉及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调整，现在传统大国出现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就是既希望限制新兴国家，又需要新兴国家的发展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因此两类国家虽然竞争激烈，但是坐下来谈得更多。这样一种战略形势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总体是有利的。新兴经济体后发优势依然具备，发展潜力依旧，而发达国家也将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受益。

　　记者：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您认为中国要在未来大有作为，应当如何防范风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陈凤英：外部风险主要来自大危机之后的大衰退、大动荡、大调整。全球转型正在进行中，意味着形势仍然复杂，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无论是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还是资金流动，新兴经济体将长期面临经济过热或者过冷、资金过度流入或者流出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在危机的冲击下，所有的经济体都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发展模式，而新的发展模式究竟是什么，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因此，今后几年世界经济都可能处于一种紊乱调整期，它可能刺激一些国家试图转嫁危机，进而带来新的风险。

　　因此，在这个重要转型期，我们要冷静观察，着眼长远，审慎决策，以成功转型为根本目标。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尽快实现消费拉动型的内需增长。面对今后几年美欧日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做好足够准备。此外，我们要密切关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动向，未来制造业革命对“中国制造”的冲击巨大而直接，必须全力以赴加强研发，加快人才培养，占领新的工业革命制高点，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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